初心永保，使命必达

2019年11月28日，在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档案系的学知讲堂，全国政协委员、中央档案馆原馆长、国家档案局原局长杨冬权，为全系师生及北京档案界同仁做了一场精彩的讲座，讲座的题目为《从档案看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由档案系系主任谢永宪主持，我档案馆的馆员也前往听取并学习，受益颇多。

杨冬权是我国著名的中共党史研究专家、毛泽东思想研究专家，研究员。2001年，担任总撰稿的365集文献电视片《红旗飘飘——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今天》获全国“五个一工程”奖、中国电视“金鹰奖”；2002年，担任总撰稿的10集文献电视片《新四军》获全国“五个一工程”奖、中国电视“金鹰奖”；2012年，撰稿的30集文献电视片《开天辟地九十年》获国家广电总局优秀国产记录片优秀编剧奖，同年，《开天辟地九十年》电子出版物获中国出版政府奖。如此多的殊荣见证了他对党史研究的热忱。

报告是在杨委员自己作词、印青作曲，彭丽媛演唱的《共产党颂》的歌声中开始的。报告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为“从一组一大的档案看党的诞生”，杨委员展示了中央档案馆所藏的一组有关中国共产党诞生的中文、俄文档案，这组档案包括《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俄文）、《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俄文）、《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俄文）、《北京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俄文）、《董必武关于一大情况写给何叔衡的信》、《陈潭秋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回忆》（俄文）。

杨委员认为，由苏共中央移交的这批档案是目前中共一大情况最权威、最直接、最原始、最具体、最真实的材料，史料价值高，权威性大。通过解读、考辨，中共一大召开的准确日期是7月23日，大会的正式代表应该是12人，其中包惠僧不是正式代表，一大代表13人的说法不严谨、不慎重。受材料限制，目前对于一大准确的闭幕日期尚难确认。其中《北京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俄文）长期以来没有引起研究者重视，报告中四次提到“此次大会”，当是中共一大无疑，所以报告的时间应为一大召开以后，报告人应是张国焘。《北京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也是中共一大的会议文件之一，应该受到党史研究界的高度重视。

这些史料真实还原了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的艰难和革命前辈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和使命。

 报告的第二部分是“从一组美军观察组评价中共的档案看中共抗战时期的成就”，这组档案包括《董必武给毛泽东、周恩来的电报》（1944年7月15日）、《谢伟思给毛泽东的信》（1944年10月22日）、《程子华、唐延杰、耿飚给叶剑英的电报》（1944年12月21日）、《程子华、唐延杰、耿飚给叶剑英的电报》（1944年12月30日）、《谢伟思给毛泽东的信》（1945年3月12日）。

1944年7月28日，美军观察组成员谢伟思到延安后，写了第一份报告：“我们来到陕北后，发现这里是中国具有许多现代事物的地方”，“我们的全体成员有一个同样的感觉，好像我们进入了一个不同的国度和遇见了不同的人民”。他认为，在共产党那里，“有一种生机勃勃的气象和力量，一种和敌人交战的愿望，这在国民党的中国是难以见到的”，“共产党在中国之地位，比现存任何团体都高”，共产党将在中国生存下去，中国的命运不是蒋介石的命运，未来的中国属于中国共产党，蒋介石的封建的旧中国，不能长期与华北的一个现代化的、有活力和有人民拥护的政府并存。

杨委员告诉大家，这组档案形成于1944至1945年，是美国在中国的“中国通”到延安和华北抗日根据地进行实地考察后得出的，是对中共本来并不友好、且抱有意识形态成见的外国人士作出的，因此具有很高的可信度和很大的权威性，尤其是谢伟思总结的“我曾告诉我的上级：你所领导的人们是中国的希望”， “救中国，非共产党之力量不可”， 可谓石破天惊，且有着超前的预见性。这可能是“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科学论断的最早说法！而且是美国人讲出来的！更是被后来的历史发展所一一证实。

在讲座中，杨委员还谈了自己的几点感想：中共一大的档案说明，实干是第一位的，干成事业是最重要的，党的早期革命家都重视实干，对于党的成立日期反而没有放在信上；看历史要善于看主流看大节，不能根据支流和细节下结论；好记性不如烂笔头，留下记录、留下档案十分重要，要有档案意识；历史上很多事都有前因后果，知人论事要讲因果关系，不讲前因后果，只讲果不讲因，只谴责果不谴责因，那是片面的、不公平的、错误的。

正是这些珍贵的历史档案还原了历史的真实，杨委员的讲座让我们耳目一新，也感到档案工作的重要性，身为一个档案工作者，他也鼓励我们要对档案工作初心永保，使命必达。

最后，杨委员提升了大家的共识：一是实干第一位，干成一番事业最重要的是实干；二是历史要看主流和大节，不能只看支流和细节；三是要有档案意识，随时记录重要事件。讲座激励人心，他希望大家“初心永保、使命必达”，共同推动档案事业的发展。